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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弘基金对外公布了余额宝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6月12日，余额宝用户数已超过2.95亿，相比去年底增长了13.5%，成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多的单只基金。

三年间，余额宝的用户数从2013年底的4303万人、2014年底的1.85亿人，增长到2015年底的2.6亿人。余额宝的“鲶鱼效应”带动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激发了互联网渠道对于基金行业格局的变化。

目前，基金销售平台如天天基金、京东金融、陆金所等在基金理财服务上均加大发力力度。数据显示，中国基金行业已经从宝宝类货基喷发之前的银行代销渠道为主、基金公司直销业务为辅，转化成互联网基金销售、基金直销、银行代销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

收益率短期不会破2

“在余额宝上线之初，如果以身份证统计为准的话，中国基金行业用户大概3800万，而现在仅余额宝一只基金的用户就已经达到了2.95亿，几乎是原来的8倍。”蚂蚁金服财富线运营总经理祖国明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道，余额宝上线前三天所拥有的用户量就已经是过去天弘基金直销和代销双渠道加起来所有用户的2倍。

宝宝类货基的成功，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形容，因为任谁也没有想到，在2013年年中以及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中国市场会接续出现两轮史无前例的“钱荒”。2013年6月20日，这个疯狂的一天，已被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

正是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下，无论是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基金公司以及借“钱荒东风”而发展起来的宝宝类货币基金，其收益率均一飞冲天，2013年6月24日收益率达到5.94%，随后的2014年1月2日冲至历史最高点7日年化收益率达到6.76%。

随着市场资金面环节，同业存款利率回落以及宏观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社会无风险利率进一步降低等原因，导致宝宝类货币基金收益率“一路向下”，2016年6月17日余额宝收益率已经跌至2.49%。在资产荒、收益率下行的新阶段，未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基是否会大范围破2成为更多人关注的话题。

“从目前的利率水平看，市场上银行三个月主力存款收益率为3%-3.05%之间，余额宝的管理费用约为60BP，可见即便全部依赖银行存款，短期内就不能破2。”天弘基金电商产品部总经理李骏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股份制银行的综合吸储成本约为2.7%-2.9%，加之网点成本以及员工激励，将上升至3%以上。“目前收益率水平相当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真实吸收零散资金的成本，因此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并不大。”李骏说。

记者从蚂蚁金服处获悉，尽管收益率回落，但余额宝产品的获客数量仍然持续上升，近期用户数已经近3亿。不过，在大客单、小客单的结构上有了些转化。“受牛市行情，股民打新热情高涨以及收益率下降影响，余额宝在2015年上半年经历了约半年左右时间的连续回撤。”祖国明表示，其中10万、20万规模以上的大额客户流失率达到80%，但至下半年形势企稳回升，同时可以发现，新增的用户均为小客单用户。

用户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体量上，同时体现在地域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四、五线城市的余额宝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最快，分别达到48.1%和45.5%；2015年农村地区的用户规模同比2014激增了65%，数量占到整体的15.1%。

短债发展不足掣肘货基行业发展

在“余额宝”鲶鱼效应的带动下，传统金融机构也开始了“互联网+”的试水，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一起探索用户体验、场景和金融的融合，互联网金融呈现长足发展。而更为直接的效果是，一方面带来金融机构、各互联网公司宝宝类货币基金市场的繁荣行情，另一方面则是基金行业的市场业态和格局悄然变化。

在余额宝诞生以前即3年前，从渠道来看基金市场的构成强弱分明的三分天下，其中银行约占市场份额的70%，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基金公司的直销业务占据30%，券商渠道则较少仅为8%。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移动互联网理财的习惯逐步养成，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合作更紧密，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前的行业格局，从数据来看，已经大致形成了较为均衡的新三分天下局面。其中，新型的互联网销售占据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直销业务占据三分之一，银行代销渠道占据三分一，而券商依旧占据不到一成的市场份额。

很多事物的变化来源于传统渠道遇到困难时采取的变通之举。在2013年世界上还没有余额宝等后期大规模涌现的宝宝类基金，货币基金面临的市场状况是在银行渠道无处销售，沦为年底冲规模的工具。然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余额宝在市场上一炮而红。

但记者发现，在货币基金市场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的货币基金市场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经过三年的市场培育已经呈现了较为发达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短期融资券市场不发达，中国货币基金市场投向相比美国货基市场仍然不“健康”。

从投向结构来看，美国货币基金市场配置的资产类别主要包括CD(大额存单)、市政债以及短期融资券等产品。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货币基金市场也有相应配备相关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协议存款、短期融资券等债券资产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三类资产，但是中国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量却与美国市场不在同一量级上。

“美国较大的上市公司，例如标普500的成分股公司、通用汽车等企业，其短期负债配置基本来自于三个月为周期的滚动式短融所筹集的资金。”李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国大型央企以及成分股公司短期融资基本来自于银行贷款，造成了不同的融资结构。

造成这样的结构相异存在着较深的历史原因。在融资成本这一企业运作的根本准则之上，美国的货币基金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我国存在长期的债券发行管制体系，每一笔发售的债券均要履行报批等一系列监管手续，三个月为周期的短期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承受如此繁琐的监管规则和由此而推高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的市政债市场也尚未取得长足的发展。

“在考虑发行方合作交易活跃度的基础上，中国短端市场提供一只基金的短期融资券体量约为800至900亿左右。”李俊表示，因此超过千亿规模的货币基金，其银行协议存款体量占比均过半，而背后的主要原因即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不均衡。